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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林丹自传》:梦想是从上杭启程,我的父亲母亲


 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,从小我就特别好动。当我慢慢长大后,父亲跟我讲起,他原来读书的时候曾是体育委员。虽然他个子不是很高,但是打排球入选过县队,打篮球进过校队,另外田径、游泳都会一点。

  当然,我今天的一切也要感谢我妈。如果不是她从福州来到上杭,最后留下来扎根在上杭,今天可能就没有我。我妈常说,只要命运有一点偏差,哪里来的“超级丹”?

  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,我还有一个舅舅、一个姨妈。1969年,外公一家作为下放干部从福州来到上杭,那时我妈才12岁。母亲在上杭一中认识了比她高一届的父亲,但两人从没讲过一句话。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,我妈被分配到上杭县的芦丰公社,才发现我爸就住在她楼上。

  福州来的“大小姐”突然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干各种农活。春耕、夏种、秋收,每天出早工,天黑了还要加班。干完知青点的活儿,还要帮生产队插秧、挑谷子、割水稻。就连洗衣煮饭的水,也要大家轮流去小溪里挑回来。最苦的时候,晚上肚子饿了却没东西吃。能吃上面条就算不错了,但面汤里没有一滴油水。

  父亲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,那时一天最高8个工分,能拿5毛5分钱,我爸总能拿到4毛多。像他们这样的知识青年,第一年每个月还有政府补贴的8块钱伙食费,第二年是4块,到第三年就要自食其力,不再发放了。

  好在三年后,知青就迎来了招工考试。那时候外公外婆已经返城回福州了。当时每家可以照顾一个孩子,母亲就把这个名额主动让给了姨妈。在那个年代,我妈算是个子高的,在篮球队里打的是中锋的位置,干农活再不济也比年纪更小的姨妈强,所以她就那么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。

  1978年,父亲被招工去了龙岩汽车公司上杭车队。他成了母亲在上杭唯一的依靠。第二年,母亲也通过考试,在上杭医药公司当起了营业员。那个年代的种种动荡,父母都赶上了。好在母亲生性乐观,虽然上杭距离福州近600公里,但她总觉得日子会好起来。

 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。为了改变命运,刚到芦丰公社不久,母亲曾动过要去参军的念头。当时南京部队来要人,只有一个名额。我妈找公社书记帮忙,把年龄改大了一岁,好让部队领导不能以她年纪太小为由,第一轮就把她刷下来。考试的项目有定点投篮、三步上篮、俯卧撑等。结果,我妈输在了俯卧撑这一项上。她从来不知道、也没见过俯卧撑是什么。而她的竞争对手以前是练体操的,在这一项上挣了不少印象分。再加上对方那时已经下乡两年了,我妈到底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丫头。就这么阴差阳错的,部队选了别人,我妈的参军梦没能实现。

  如今,我在部队已经待了17年,母亲的参军梦也早已被淡忘,她反倒开始庆幸当初没被选中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:“我要真的去南京部队当了护士,哪里来的‘超级丹’?”母亲生在南京,长在福州,最后留在了上杭,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呢?

  也许因为是家里老大的关系,我妈从小胆子就特别大。外公作为南下干部来到福州后,被分配到福建省京剧团。京剧团家属大院里没有别的娱乐设施,最多的就是篮球架。那会儿,学校每个班级之间常有比赛,我妈是他们班的中锋。

  福建省京剧团离西湖(福州市内的著名景观,辟有西湖公园)很近,所以我妈从小就习水性,还进了小学游泳队。这还不是最厉害的,到了五年级那年,她居然开始玩起了跳水。三米台、五米台、七米台……也没什么花哨的动作,就是像根冰棍似地扎进水里。可那也非常了不起了,把她同学都羡慕坏了。

  后来外公一家被下放到了上杭,可我妈小时候的这些“英勇”事迹却没有人走茶凉。直到前几年,还有她当年的同学从福州打电话问我妈:“那个打羽毛球的‘超级丹’是不是你儿子?”据说打电话之前,他们几个同学怕认错人,还事先商量了一下:“肯定就是我们班那个高秀玉(林丹母亲的名字)!她小时候在七米台‘跳冰棍’,别人都不敢,就她敢跳。‘超级丹’是她儿子,肯定没错。”看来,我的体育细胞多少是有些渊源的。

  体育也曾给我父母上山下乡那段艰苦的日子带去不少慰藉,直到有了我。每年上杭县商业系统会在元旦节、妇女节、劳动节、国庆节这些节日组织活动,一拉就是十几支队伍,我妈自然是主力。她也总把我带在身边,大人们在球场上打比赛,我就在旁边帮他们捡篮球。拔河比赛的时候,我也混在大人队伍里掺和一把。小的时候调皮,但大人们见到这么个小不点,都还很喜欢。现在想来,从那时起,我就已经对各种体育活动耳濡目染了。


  好胜之气与生俱来,童年人小鬼大

  一个人偷跑出来的时候,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药店的那片晒场。各种中药材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散发出好闻的气味,我就在中间穿八字似的跑来跑去,常常把各种药材都弄混在一起。大人们发现后也不打我,就跟我妈告状,我自然少不了挨一顿骂。最过分的一次,我把一大片晒干的药材都浇湿了,我妈终于把我一顿“胖揍”。

  长大后,小时候的这些“不良记录”常被爸妈拿来念叨。当年的那片晒场早已被拆掉围墙,现在成了老年人闲时打太极晨练的健身广场。

  不过,调皮归调皮,一到“办正事”的时候,我也一点都不马虎。我爸后来说,逼我睡午觉是有原因的。我刚学羽毛球那会儿,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,天蒙蒙亮就要出早操,沿着上杭县城一跑就是三圈;上了一天的课后,下午5点还要训练,连他也想不明白我精力怎么那么旺盛。那时候大冬天也要早上5点起来,上杭的冬天又特别冷,我就让我妈提前10分钟叫醒我,自己先在被子里蹬蹬腿热热身,到点起床后就不会觉得那么冷了。

  在上杭体校初学羽毛球时,压韧带是训练里最苦、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一项了。而且我很爱哭鼻子。那时候韧带还没拉开,腿压不下去,教练就让我们叉开两腿,上身挺直,他把两手按在我肩膀上一点一点往下压,常常疼得我眼泪直流。但白天刚哭过,晚上回到家好像就忘了疼,我会让妈妈继续帮我“开小灶”,这样第二天训练时就能轻松过关,我会因此得意很久。可一旦比赛中输了球,哪怕对方是比我大的小孩,教练都还没说什么,我自己倒先哭起来了。我妈说我不服输的性格,从那时起就显露无遗了。

  调皮归调皮,但学校的老师们都挺喜欢我。听我妈说,上幼儿园的时候,有一次班上调整座位,我一定要坐在中间,不然就在老师面前哭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只能说,我从小就特别倔强,这也让老师们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

  直到现在,我的小学班主任蓝红老师还会经常跟我妈说起:“现在的学生哪,很少有像林丹小时候那样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。你看他上课的时候好像没有在听讲,可是问他什么,他又答得出。”在老师们眼里,我是“人小鬼大”的那种学生。虽然不如有些同学那么守规矩,课堂上能够坐着一动不动,可是我学习能力特别强,作业做得也快。于是,还给我分配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。

  我好像是很会察言观色的那种小孩。虽然惹妈妈生气的时候不少,但我也会懂得献殷勤,比如主动要求“妈妈,我来帮你扫地吧”,“妈妈,我去帮你倒垃圾”。这招似乎还挺有效,我妈原本一肚子的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

  这种让大人“又爱又恨”的性格后来也让我吃到了苦头,但它一直伴随着我,影响着我后来的羽毛球之路。

  遗憾的是,这样尽情玩闹的欢乐时光并没能持续太久。自从我进了体校,就跟儿时的伙伴慢慢失去了联系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,多年后,我也会成为一名军人。虽然不能像刘志丹那样成为战功赫赫的将军,但过的却是另一种“兵戈铁马”的生活。

  比起那些伙伴,我离家的日子来得有点早。入体校的经历也让我比同龄人更早地明白“故乡”是什么,更早地体会到了那种思乡之苦。


  电影院对面的粉干店·漫漫回家路

  小时候,我其实不喜欢在家吃早饭,而是特别喜欢去吃一种米粉。那是我们上杭特别有名的米粉,叫做粉干。到现在我都觉得,在所有的小吃里,那真的是人间极品。

  一碗粉干很简单,配料就是猪肉、猪油加葱花。

  以前我每次回上杭都会去吃。这两年放假的时候,不巧都是春节,粉店老板回家过年去了,没开门。这让我觉得很可惜,非常可惜。

  我记得那时候粉干店就在上杭的人民电影院对面,是一个很小的门面。小时候卖得很便宜,也就一块、一块五一碗,现在涨价涨到五块了。

  因为我爱吃,所以我妈就学着做粉干(当然,妈妈自己也很喜欢吃)。到现在,每次来北京,她都会从老家带米粉。自己做的当然也好吃,但我总觉得哪里不一样,总觉得还是人民电影院对面的那家更好吃。我妈是在家现煮,而店里的猪肉是长时间在炉子上用小火慢炖,肉骨头、汤头的味道就会不一样。那是我最怀念的家乡的味道。我想它现在应该还在那儿吧。朋友们将来有机会去上杭的话,一定要去尝一尝。

  这么多年了,店里的碗还是那只碗,汤还是那个汤。我不知道其他从家乡出来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——无论你走多远、走多久,有些东西都还在那里等着你,保留着最初的味道。

  我在上杭只待到9岁。等我后来去了体校,再回老家的时候,慢慢就看到熟悉的街道变得不一样。这边多了一家超市,那边多了一家服装店。哦,那边的小店还是原来那家小店,地址还是那个地址……

  我记忆中的家乡还有上杭的白斩鸡、客家的鱼板。这些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小时候的记忆却反倒越发清晰。我想,每一个离家的游子,都会有类似的感触吧。

  按照我爸的说法,从小到大,我到哪儿都是最小、最矮的。在福建省少体校的时候,一个宿舍8个人我是最矮小的。结果我冲了出来,打球打到了数一数二。到了八一队,6个室友中我又是最矮小的,现在到了国家队还是最矮小的一个。我有时对别人开玩笑说:“在国家队,我就跟棵小草似的,哪个不比我壮?”

  据我爸妈说,小时候我不但矮小,开口说话还特别晚,上托儿所了还不会说话。别人家孩子都会叫爸爸、妈妈了,我还懵懵懂懂的。但是父母也没有太担心,因为我9个月的时候居然已经能自己扶墙走路了。上学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,在小学二年级的校运动会上,我就把四年级的100米短跑纪录给打破了。不过,我在上杭的求学生涯,就只到小学三年级暑假。

  少小离家老大回,现在回上杭,童年时的那些玩伴、游戏和记忆一点点地在褪色。但让我庆幸的是,当现实生活让儿时的伙伴慢慢走散时,在我身边还有相识超过20年的朋友。到现在为止,他们中和我还有联系的,谢鑫是其中一个。

  我们从上杭到福建省体校,后来他去了福建省队,我到了八一队,再到后来我俩都进入国家队——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谢鑫是我唯一经常联系、甚至到现在有时还经常在一起的儿时伙伴。

  我的很多球迷都知道谢鑫,这个我认识快25年的发小。小时候,他还是我的“克星”,比赛时我经常输给他。其实他还有个小名叫“小胖”,很多人问是怎么来的,我说:“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挺胖的。谁知现在这么瘦,还很帅!”

  小胖的手腕很有劲,我老输给小胖,我妈也着急。那时我妈工作的药店里一边卖的是中药,一边是西药,两边的柜台中间有一块空地。放学后,我妈就帮我练习搓球。有时候生意忙,我就自己在那儿练跳绳。肚子饿的时候,我妈也会奖励我一个面包。后来听我妈说,小时候我很会卖乖,会跟她说:“妈,我今天不喝可乐了,星期六我跑步的时候,你再给我买好了。”

  训练总是很辛苦的,但能看见成绩就让人有动力。有一天,我妈拿着通知单说:“你被体校录取了。”当时我在业余体校已经待了4年。

  那时候,省里的教练会下来选拔。像上杭这样的小县城,很少有人会被体校的教练看上。教练来的时候我也知道,但具体选了谁不清楚。

  拿到录取通知后,妈妈问我想不想去,我说当然想去。我记得那是夏天吧,当时全县只有一个名额,我心里很高兴。

  第一次去福州,很兴奋,只拎了一个小包,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,就这么出发了。我妈带着我,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龙岩,再从龙岩乘火车到福州。火车乘了整整一夜,真是“跋山涉水”。

 (林丹 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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